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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6-20 12:26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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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，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：
一美国实施全方位的扶植的政策，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。
1、对日政策的全面调整：
根据“杜鲁门主义”的战略，美国原想通过扶助蒋介石并使之统治中国，再以它为据点进行反共的战略。由于形势的变化，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，使美国远东的战略而破产。于是，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变得重要起来，即美国打逄使日本替代原来拟想中的蒋介石政权，而成为其亚洲的反共据点，为了实施这一新战略，为了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，美国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，放宽了对日本的惩罚，即从削弱日本，转为扶植日本。建设“远东工厂”就是最好例证。
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，1948年1月美国提出了一个占领日本的新方针——“建设自主国家”，这个所谓的“自主国家”，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在亚洲的“远东工厂”的代名词。
为了建设“远东工厂”，美国积极制定使日本早日自主的方案，主张解除对多数军需工厂的指定赔偿，为了实现日本的复兴，美国力主缓和战争赔偿，允许日本保留赖以恢复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资设备基础。
建设“远东工厂”的重要一步就是使日本尽快摆脱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，美国于1948年12月，提出了“稳定经济九原则”，1949年2月还派底特银行董事长道奇到日本担任占领军当局的最高财政顾问，对日本经济进行整顿，制定了“道奇计划”把“稳定经济的九原则”加以具体化。道奇的紧缩财政措施实行后，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，日本经济也稳定下来。开始向自由经济过渡。
2、侵朝战争的“特需”订货
战后美国为了争做世界霸主，1950年6月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。这场战争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，日本立时成了美烟的后方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和武器、军械的修理厂。日本由此得到了大量的“特需”收入，高达36忆美元。这些“特需”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。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，带来了国内的“消费景气”。。无怪乎日本垄断资本家称朝鲜战争为拯救日本经济的“及时雨”，就连日本经济学家，不论学术观点如何，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侵朝战争是“救助日本经济之神”。“以战争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又重新复活了”。
3、旧金山体制的构筑和建立
为了积极有效的扶植日本，美国加紧策划对日本的媾和活动，以便把日本纳入它的远东战略计划之中。1950年9月，杜鲁门发表了作为媾和基础的七原则，此后，双委派国务院负责对日媾和工作的顾问杜勒斯东奔西突，穿梭往来于有关国家之间。年底同去伦敦协调同英的意见。完成一切策划之后，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的对日媾和会议，9月8日，日美签订了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》。“安保条约”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留；驻日美军可用以“维持”远东的“和平与安全”；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日本内乱的。“安保条约”，宣告了美国对日本公开占领结束，开始了美国对日本半占领状态的“旧金山 体制”时期。
这一时期，日本以允许美国驻军为代价，换取了美国“核保伞”，日本从中获益颇丰。从政治上看：由于美军的“保护”使战后日本刻的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和较为稳定的国内政局；从经济上看，日本摆脱了战时沉重的军费负担，日本战后军费支出只占战时军费支出55左右，在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中相当微小。这样得以把资源、劳动力技术开发与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，集中于和平经济的发展。
二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，加入国际竞争体系，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二。
在美国的大力的扶持下，日本经济很快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，为了使经济进入战后发展的快车道，日本政府适时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，看准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，根据国内资源贫乏的实际，选择了以“重、化学工作”为中心的加工贸易型的面向国际的发展战略。力争在钢铁、造船、电力、石油化学、汽车制造、重型电机、合成纤维等方面全面突破。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，优化重组国内企业，保护大型企业，鼓励发展托拉斯企业。1964年6月，三菱系统三大重工业企业合并成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，就是成功的典型。
从60年代开始，日本实行贸易资本的自由化政策，积极加入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体系。在国际贸易竞争体系中，日本人牢记：“有、全、新、精”的四字竞争方针，即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全，人全我新，人新我精”。在产品市场占有上，做到销售一代，储存一代，研究一代的“三代”销售原则。
为了立足国际市场，日本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扶持与干预经济的政策，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世界汽车工业，60年代是美、德、英、法四足鼎立，欧洲的市场英、法、德三分天下。日本要想挤进世界汽车强国行列，实在有点“自不量力”。日本人想了，更是做了，而且做得很好，成左边秘诀就是：首先，政府积极扶持，给予政策倾斜。一是减免多种费税，二是重奖设计新产品开发的有功之臣。三是扩大企业的进口权、生产权和技术开发权。其次，优化国内企业，建立大型集团。汽车工业在日本也是新型工业，资金相对不足，技术力量相对较弱。发展之初，全国有中小型汽车制造工厂100多家，面对这小而全，多而散的汽车工业的现状，国家大刀阔斧采取“关、并、停、转”整改策略，集中现有资金和技术，得点扶持以“丰田”为龙头的四家汽车制造工业，其它工厂勒令转产或倒闭。
再次，确定主攻方向，开发自己名牌。面对汽车行为“四足鼎立”和“三分天下”的局面，日本提出了“立足亚洲，挤入欧洲，打进美洲”的汽车发展战略，把着眼点瞄准到发展中国家和欧美中下等收入的家庭。以开发中档轿车为突破口，“丰田一代”、“丰田二代”相继诞生。80年代初，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之际，丰田汽车率先闯关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打出一条醒目的广告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有丰田车”，至今叫人记忆犹新。经过几十年的拼搏，今天日本的“丰田王”轿车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欧洲在美国，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，成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支柱工业。
三根据本国实际，适时调整政策，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三。
1、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。
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，把科学技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，开创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新纪元。
50年代—70年代是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时期，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普及运用的关键时期，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？“黄金时期”。日本赶上了机遇，更抓住 了机遇，在确立外向型经济妥展战略的同时，制定了“科技立国长远发展战略”，注意吸取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，选择以计算机技术的开发，合成材料技术的开发，为振兴日本工业的突破口，引进国际尖端技术，进行消化后使之转化为生产力。从1950—1972年共引进11786项新技术，使日本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。据统计1956—1964年，日本经济全年平均增长率为10.1%，其中因技术而增长的部分为48.5%。可见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是日本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2、制定“高度经济成长”政策。
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《经济自立五年计划》，从此，日本进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。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了“高度经济成长”政策，即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》预计划在十年后的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增加一倍。
为了“高度成长”，政府给国家财政进行巨额投资和金额贷款，采取对公司企业减税及其他财政措施，以增加资本积累，增加出口贸易。为了“高底成长”，工业生产在大规模设备投资下，以技术革新为中心，进一步以世界第一的超高速度继续增长。
1964年佐滕内阁执政，继续执行“高度经济成长”政策，1965年至1970年，出现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7.2%的十年里日本工业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16%，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.3%超过了美国2.69倍，英国4倍，联邦德国2.4倍，国民生产总值，1966年超过法国，1967年超过英国，1968年超过联盟德国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“经济大国”。
3、推行贸易外汇的自由化计划。
为了扩大出口，增收外汇，加速经济发展，1960年6月，日本政府制订了《贸易、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》，同时恢复日元对美元的交换性能。池田内阁执政后，1961年7月，进一步制定了《促进自由化计划》。1962年内，包括石油、煤炭在内，日本实现了产品88%的自由化。1964年6月，日本政府发表《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》，8月，日本成为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》第八条所规定的国家。接着又加入了当时以开发“后进国”为名的欧洲合作组织（OEEC）这些标志着日本“开放型”经济体制的形成。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，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呈迅速上升势头。
4、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
70年代以后，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日本随其经济的发展，地位的提高，开始改变其向美国“一边倒”的对外政策方针。为了获得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，日本政府积极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，为发展经济服务。先后出台了“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”、“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”以及“自主选择外交政策”。
1972年9月田中内阁同中国恢复邦交，迈出了“多边自主外交”的第一步。1973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西欧这是日本与西欧关系的转折点，奠定了日本与西欧“确立伙伴关系”的基础。1974年三木武夫组阁后，推行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“等距离外交政策”，福田赳夫任首相衔后修补了上述政策，推行“全方位和平外交”政策，1977年8月福田出访东南亚各国，表示向东盟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，扩大了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。鉴于苏联威胁的增加，福田内阁末期于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，从此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日中友好，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，两国贸易迅速增长，1981年贸易额达100亿元，为复交前1971年10亿美元的10倍，1991年中日贸易额超过200亿美元，为复交前的20倍，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已达1500多家。这些无疑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。
4、多次采取“反萧条对策”。第四产供销中东战争爆发，由石油危机而导致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。日本从60年代开始，就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；中东的石油危机，使日本经济受到剧烈的打击，日本的经济也进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中。从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，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.6%，倒闭企业达11681家，失业人数达112万15、元人，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出现0.5%的负增长，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。
为了缓和危机，刺激经济的复苏，从1975年开始日本政府多次采取“反萧条政策”，主要对策有：“⑴增加财政开支，扩大公共投资。⑵对垄断资本减税，以刺激扩大生产。⑶松动银根，降低利率，增加企业利润。⑷发行赤字公债。⑸制订修订种种法律，为垄断资本摆脱寻找出路。上述措施，促进了日本经济一定的恢复和发展。从1975年至1978年连续4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.5%的水平上。这次经济的回升，主要是靠政府空前干预和企业“减量经营”实现的，同时也是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。
四重视教育，加速人才的培养，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四。
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，教育成为重要的杠杆。无论是战后最困难的时期，还是60—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，教育始终是政府给予特殊关注的问题。日本政府重视教育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
1、义务教育、高中教育、中高等教育体系完善。
日本较早的推行义务教育制度，战前就已普及了四年及六年义务教育，1947年进行教育改革，实行九年义务教育。1950年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普及，就学率达99%，1965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比率达69.6%；1970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达23.6%。同时还有配套齐全的职业教育，成人教育等。一句话“因材施教”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中等教育，高等教育的机会。
2、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。
日本政府重视教育，还表现在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逐年增加，1956—1978年期间，教育经费在行政费中的比例就达20—33%；1978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投入的7.1%；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相当于1950年度的51.46倍。
3、提出“造就人才”“建设国家”的发展战略。
为了振兴日本经济，适应“高度经济成长”的政策，1962年8月日本政府提出了“造就人才”“建设国家”的战略思想。
“造就人才”实质是美国的“开发人类能力的政策”即把人看作经济上的生产力，因教育投资来开发这个力量的政策，是和日本式“道德教育”相结合的暗物。“建设国家”就要造就“热爱民族、国土和文化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见识，在国际上也是以赢得依赖和尊敬的日本人”。
为了实现“造就人才”、“建设国家”的发展战略日本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⑴进行“学力测验”，建立早期优秀学生选拔制度，建立优秀学生跟踪档案，确保成才。
⑵颁布《教科书免费分配法》，对义务教育期间的中小学免费提供教科书，对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和中餐补贴制度。
⑶建立“光荣母亲”评选制度。
为了形成学校、家庭、社会齐抓共管，重视教育的氛围，日本文部省在全国推行“光荣母亲”评选活动，对那些教子有方、爱女有道的突出母亲或父亲政府授予“光荣母亲”（父亲）的荣誉，给予奖励，登报表彰，通过评选，涌现了一大批“光荣母亲”（父亲），使尊师尊教成为日本国民的自觉行动。
通过大力发展教育，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高，发展经济所需的各类人才都有了较充分的保证。
五“经济第一”勤勉劳作的精神，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五。
战后的日本，在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美国文化的同时，进一步“反省”战前的“军刀政治”、“版图扩张”的富国强兵文化，认识到“军事第一”绝不能使日本通向幸福，从而确立了“经济第一”、“勤勉劳作”的新的经济文化观点。
1、国内建设中，信奉“经济第一”的原则，他们在狂热的军事热情遭到破灭后，所幸福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国内经济发展上，经济成为战后日本所关心的唯一国策。发展经济，努力生产，成为有志青年的献身目标，大批优秀的人才开始由军事转向企业界，科学、教育和工程人员的奋斗归宿只有一点，那就是推动日本振兴。
2、国际事务中，坚持“经济第一”的原则。
在国际事务方面，日本也坚持“经济第一”的原则，一切以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基点，对战后冷战、地区冲突坚持保持中立的消极态度，使得日本经济在国际交往中避免了许多 不必要的“封锁”和“干扰”，以至今天日本仍有“经济动物”的雅号。
3、乐于奉献的“勤勉劳作”精神。
与“经济第一”相共存的是日本人的“勤勉劳作”精神。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，吃苦耐劳、乐于奉献、勤勉劳作同样成为日本民族的精髓。日本人为了家庭、为了妻子儿子，为了幸福的生活，自觉地加倍工作。他们坚信勤劳就会幸福，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汗水而少取工资。日本人效忠企业，以厂为家。真正树立“厂兴我荣，厂衰我耻”的企业竞争意识，正是这种乐于奉献的勤勉劳作精神，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。塑造了日本民族深邃的灵魂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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